□郑云生

　　在老家翻阅书橱时，又一次看到放在老书橱角的一摞旧书，那是父亲小时候读过的书。

　　父亲生于民国十年，也就是1921年。突然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心动，想写点什么以示怀念。因他过于普通，家里非常贫穷，一生没有波澜壮阔、可圈可点的事迹，真乃无米之炊，清淡似水，无事可写。直至看到了他留下的这几本书后，才写下了这段《父亲和他的那些书》。

　　父亲是2003年病逝的，享年83岁。看到这些书时，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，就会联想到父亲临终前那种渴望想见我最后一面的眼神儿。多少年来，这种愧疚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，今天又看到了父亲的书，我已泪流满面，愧疚之情又涌上心头。

　　2003年12月的一天，天气寒冷，父亲病重。我刚开业不久的门店，连连不顺，心绪烦乱，突然一个神秘的电话打来，但又不应答，我感到不妙，有一种痛心的灵感。经过十几里路匆匆赶回家中，父亲已奄奄一息，我们呼喊着给他穿上寿衣，他用微弱的力气手指床边，慢慢地闭上了双眼。原来他席下不知什么时候，还存着几十块钱没舍得花，给他的儿子留着。对我的信任和依托，已无机会言表。可是我亲爱的父亲，你傻啊，本来家里不富裕，给你的又不多，你怎么这样傻呢？怎么就不舍得花呢……我悲痛欲绝，嚎啕大哭。

　　在家里，我是长子，父亲整天逢人就说我最好，最孝顺。可是，多年来，我为没能尽好最后责任，仍深深自责。

　　我的父亲，1935年高小没读完，因家庭困难，就给地主家打短工当觅汉了，担水、垫栏、喂牲口等，苦活、累活、脏活都干过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东家为了考验他是否忠诚老实，每天早上在他清扫院子前，故意在地上撒上一些零钱，观察他的表现。我父亲从小就很挚、很倔，一直到老，宁愿饿死也不占人家的便宜。

　　祖父是剃头匠，三年后，父亲跟着祖父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学会了一手剃头、刮脸、刮胡子手艺，大集体时还经常免费为中老年剃光头、刮脸。后来又学了几年木匠。解放后，在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初时，因为识几个字，在村里干了几年会计。干会计期间，因倔犟，对当时有些干部的不当行为看不惯，宁愿辞职也不苟同。几十年后，他的会计账目，还工工整整地锁在他的抽屉里。最后，村干部让他当了饲养员，喂牲口。1960年，自然灾害，祖父饿死，家里孩子们都快饿死了，啃树皮，吃槐叶吃的脸肿得两眼都睁不开了。母亲着急劝他，你快拿点饲料喂喂孩子吧，父亲守着一袋一袋的饲料，坚持说，这是集体的东西，一点也不能往家里拿，甚至和母亲打架，睹气干脆半年多不回家，免得有人怀疑他往家里捎饲料。在周围几个村里，父亲的大公无私是出了名的。虽然父亲倔犟，但为人直爽，乐于助人，从不会耍心眼儿，只要有用他的时候，他比谁都麻利，他是“好人”的称号也出了名。村里出了偷鸡摸狗的坏事，从来没有人去怀疑他，人们都知道，他不会干坏事。

　　每到腊月十五，家家户户置办年货。父亲也开始忙活起来，买墨、买笔、买黄历准备对联内容，然后为各家各户写对联。只要有人来叫，会有求必应，把手里的活一扔，带上笔和墨，乐颠颠地、一本正经、一丝不苟地一直忙到腊月三十，分文不取，心甘情愿，而且还有一种自豪感。一写就是几十年，直至临终前一年手开始颤抖，不能握笔才作罢。村里人夸赞他是“文人”时，是他最高兴的时刻。后来，我儿子考上大学，成为村里第一个本科大学生，乡亲们都说我家里出“文人”。

　　父亲读过的书上，都印有《民国》的字样，有国语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，论语、孟子、诗经和易经。这些枯躁的儒家文学，即“四书五经”，经过几千年的传承，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。那时候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学点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、国语、算术，还差不多，学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《易经》《大学》真有点不可思议，就是现在的我们也很难念下来，翻开内页，看到当时父亲用红笔画的圈圈点点，看来还真学过。至于理解不理解就不得而知了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生活困难，家里买不起窗户纸，国语和算术课本都当了窗户纸，《论语》《诗经》因是折叠页，我上学时买不起本子纸，让我都用反面写字了。

　　在父亲去世后，我整理他的房间时，在一个老抽屉里还剩有《孟子》《易经》《龙文鞭影》《历史》《地理》等几套，其它都毁在我少年时期的手里了。除《孟子》《易经》看不懂外，《历史》和《地理》虽然是繁体，但还能看懂。该课本为32开，封面为牛皮纸质，正面写有《社会课本》繁体大字，下一行小字地理编或历史编，反面是一个地球图形，中间写着“世界”二字。封底注明：此书有著作权，翻印必究，中华民国廿二年四月出版。地理编内容为“东方帝国主义国家——日本”“台湾和朝鲜”等十七篇课文。历史编内容为“欧洲民族大移动”“中国文化的进步”等，也是十七篇课文。这些书对邻国的研究、世界大势的认识、大洲大洋的认识研究以及民族的演变、文化和学术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。近代西方帝国殖民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，在民国初期我国文化落后闭塞的现状下，向青少年传播世界知识，让他们了解中国文明，为一大批有识之士，热爱祖国，推翻旧世界，改变贫穷落后旧中国，激发了精神力量。我相信，这些书如果传到我孙子辈，肯定是博物馆的收藏珍品。

　　《龙文鞭影》一套四本，用硬壳纸盒装着，纸质很薄，淡黄色，是初学的启蒙课本，内容是中华历史典故成语和解释，四字一句，共有两千五百个成语典故。当时教书先生只要求背，不要求懂。在现代成语故事也很少见过，都是文言文，读起来很费劲。

　　在这一摞旧书的夹页里，还有两件东西。一是解放前后的两份“地契”，各有不同。解放前的地契，纸质为桑皮纸，大小差不多40×40厘米，内容是你要买块土地，需要有中间人证明，找人代写，写明这块地的亩数、四邻、位置、银价、时间、签名画押等，一次付清，永不反悔，立字为证，永久存留。而解放后，全国最后一次使用地契，它就不叫地契了，作为政府承认个人的土地和房屋合法使用权的有效证据，是1951年县政府颁发的，纸质为白色新闻纸，大小与解放前的地契差不多，上面的文字是刻字版印刷，题目是山东省土地房产所有证（繁体字）。内容是XXX县XXX区XXX居民姓名，土地XXX亩，房屋XXX间，均作为私人产业，耕种、居住、典卖、转让、赠与等完全自由，任何人不得侵犯，特给此证。计开——座落、种类、亩数、四至、长宽尺寸、附属物等。落款为县长李魁德，蓝色盖章。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发。以后，我国土地所有制形式随着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的发展，逐步变成了公有制，作为“地契”这个名称，就成为历史了。

　　另一件东西是新旧社会的两份个人证件。一是“良民证”，是日军侵华期间为避免所谓社会流民（不愿参加皇协军的）对日军活动的破坏、干扰，确保占领区安全的一种身份证明。15岁以上居民均需领取，户口大清理，“良民证”出门、进城时随身携带，否则，非关即杀。“良民证”上有头像、姓名、大拇指印。大小跟现在我们常见的工作证差不多，硬壳纸质，非常简易。我父亲当时也就十六七岁，照片上戴着一个二帽头毡帽，黑白照片，像个瘦瘦的小老头，照片下面是姓名，姓名上一个拇指印。而这次翻阅时没有找到，也许是当初看到时，认为“良民证”是中国人的一种耻辱，销毁了。

　　解放后，也有一份身份证件，它不叫“良民证”了，而是叫“社员证”。入社后，就成为社员了，每个家庭的主要成员，都是社员。证件大小6×10厘米，淡黄色，硬纸折叠，正面为XXX县XXX社“社员证”，后面是社员权利和义务，即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有向本社贷款的权利，有对本社的业务、财产、组织等工作讨论、建议、批评、监督的权利。交纳入社费和股金，遵守社章，遵守信用，宣传政策。协助干部开展好业务。

　　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时代的变迁，人们的身份形式也在不断变化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每个居民的户口管理，都是政府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我们现在的居民身份证，使用更先进、更便捷、更广泛的现代化防伪卡式证件，作为每个人的身份证明，通行方方面面，一证在手，通行天下。

　　父亲的为人处事和他留下这几套书已经成为过去，也成了家史的一部分。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、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农民，在旧社会是“良民”，在新社会也是“良民”，他就凭着这个“良民”，度过了八十三个春秋。追古抚今，怀念历史，悼念先人，我感慨万千。现在，我就用在父亲读过书的夹页里找到的，十四五岁时在东家柴房里作的“觅汉歌”作结束语，以示铭记：

　　“正月里，正月正，找家觅汉来上工，上工打下三担水，切草喂马扫天井。干觅汉，真困难，忙忙碌碌不得闲。半夜里起来把牲口喂，雾昏明子挑满缸。吃了早晨饭，就得把活干，把牲口牵在太阳里，晒晒也舒坦。开始就把粪来掘，一车一车往外推，推到南场摊成堆，完成了这些事，傍晚就得忙推土垫栏都办完，吃饭睡觉又一天。”